吉林考古专题（二）| 探寻高句丽传说——吉林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察与发掘

2024-04-24 -

吉林考古专题2

——吉林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调查与发掘成果

自清光绪初年桓仁叔发现铜沟浩泰王碑以来，高句丽学术研究已走过百余年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代学者艰苦奋斗、锐意进取，高句丽学术研究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贵族陵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高句丽学术研究进展的集中体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后，吉林、辽宁两省对一批重要遗址进行了科学系统的主动考古调查和发掘，极大地促进了高句丽考古研究的发展。 20世纪末21世纪初20年来的考古工作在取得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共性问题。例如，高句丽考古遗存堆积薄弱，遗物少，难以细化年代学和文化分期；遗存类型较多，如城市、墓葬等，但遗址较少，且类型极不均匀；不同地区的遗存文化特征存在差异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16年，吉林省文物局委托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团队编制了《高句丽考古调查、发掘和科学研究计划》。为落实《方案》要求，开创高句丽考古研究新方法、新局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吉林省高句丽山城遥感数据采集及区域考古调查工作》 2017年，《规划》提出，计划在吉林省开展30次考古调查。对剩余的高句丽城址进行了航空遥感测绘和区域系统调查。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以吉安市巴朝山城为试点开展考察工作。经过2017年的勘察工作，在吉安巴王朝山城周边新发现遗址57处，填补了高句丽考古史上的一大空白。 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更加详细、可操作性更强的《吉林省吉安市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计划（2018~2023年）》。基于考古工作基础良好的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以集安地区为切入点，拟围绕9处高句丽时期城址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六年来吉安市的通行证和检查站。同时，从2019年开始，为明确吉安巴朝山城周边发现的遗址年代及其与山城、墓葬的关系，对多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还发现了高句丽时代的聚落遗址和聚落遗址。与炼铁有关的高句丽遗址。

工作目标和方法

预期目标

吉林省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首先选择在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吉安地区开展工作，该地区为高句丽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制定七年工作规划，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引入新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突破现有研究瓶颈，为高句丽考古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结合城址调查结果的案例分析和多个城址的比较研究，尝试从多角度、不同层次进一步深化高句丽考古研究；二是制定高句丽石城遗址和墓葬调查规范和记录标准，建立和推广高句丽石城遗址研究新模式。三是以城市遗址为核心，整合周边相关遗存，综合考虑该地区的道路交通网络和军事防御体系结构，在深入探讨高句丽时期聚落形态特征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对高句丽时期的聚落形态特征和社会组织结构进行了阐释。从更大的区域范围看高句丽中期王都集安的空间结构。

工作方法

本次调查以集安市高句丽城址为单位，将整个集安地区划分为若干区域。考古调查和发掘逐年进行。各区域以城址为核心，整合周边同期相关遗存，进行整体调查研究。

实地工作将区域系统调查与关键地点的发掘相结合。首先划定范围，采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进行拉网式调查，详细记录调查区域内各时期遗迹的分布情况。根据周边调查资料，选择典型的高句丽时期遗址和墓葬进行重点发掘。

应用各种新技术拓宽研究视野。采用航空遥感测绘和地面测绘相结合的方式，获取遗骸所在区域的详细地理信息；利用3D扫描和3D图像重建技术重建各种遗骸的3D模型；建立高句丽遗存调查发掘管理系统，对多年连续调查发掘的数据进行系统、全面的管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调查范围内的高句丽时期相关遗存进行连接、整合和分析。

开展多学科合作，拓展信息来源。与地理学、地质学、建筑学、环境考古学、动植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等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长期合作研究，对调查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高句丽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模式、遗址和墓葬选址规则、城址建设理念和技术、石材种类和来源等问题。

项目进展及阶段性成果

自2017年开展以巴朝山城为试点的考古调查以来，吉安市高句丽城址的区域系统调查发掘已走过了五年的时间。截至目前，集安市以巴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以王伯岭关为核心的新开河谷、以关马山城、大川检查站为核心的围沙河谷、果果河谷等区域以城市为核心的已建成。鸭绿江中游等四大区域的调查工作已累计调查面积约830平方公里。调查期间共发现新发现遗址117处，其中明确为高句丽遗址的有45处，还有一些疑似高句丽遗址及早于或晚于高句丽时期的遗址。清查并新发现高句丽时期墓葬48座。勘察的同时，完成了上述地区所有遗址、墓葬的勘察记录、航空摄影和测绘工作。

2019年，为厘清已发现遗址的年代、与山城的关系等问题，随机选取巴朝山城外围的6处遗址进行了积极的考古发掘。每个遗址的发掘面积为50平方米。除一处遗址仅发现青铜时代晚期遗骸外，其余五处遗址均发现高句丽时期遗骸。其中，宝马遗址发现了高句丽时期的住宅，北投遗址发现了与冶炼有关的遗迹。 2020年起，将对上年有重要发现的宝马遗址和北投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

除勘察发掘工作外，还完成了巴朝山城、王伯岭关、关马山城、大川检查站的航空遥感测绘和三维影像采集工作；吉林省高句丽遗址调查发掘管理系统建设完成，实现考古调查发掘数据电子化、数字化管理。 2021年，丸都山城、虢国城、双安古城、七店子关、万沟旧边关的航空遥感测量和三维数据采集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现将2017年至今主要勘察发掘成果简述如下：

以巴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及城外重点遗址发掘

巴朝山城位于新开河与浑河交汇处。是高句丽中期王都外围的重要城址。 2017年和2018年，对巴朝山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准确的记录。山城西北向东南呈近长方形，由东、南、西、北四道城墙组成。南北城墙各有城门，南城墙有城门。墙壁和东墙上还有马脸。南墙西侧有涵洞，四个角有角台。城址内部大致可分为东区和西南区两部分。东部地区较为开阔，坡度稍缓，为层次分布的平台，应是城市的主要生活区；西南地区面积较小，坡度较陡，仅在坡上发现了十多堵挡土墙，面向南墙西侧的涵洞（图1）。

巴朝山城城墙在吉林省众多高句丽城址中保存较好。其中，南墙东部、东墙部分、北墙东部、西墙南部的高度仍为3-4米。外立面、上表面保存完好，可辨认出女儿墙、石洞等墙体附属结构。为了便于调查和记录，根据城墙结构、保存状况、地形差异等因素，将四城墙分为29个大段（70个小段）。详细记录了城墙的保存状况和结构，并记录了大量的图像和三维信息（图2）。

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山城的修建受地形影响较大，大多是依形而建。根据地形的不同，结构也有所不同。人工建造的墙体具有较大的内外双面墙体结构。，也有单墙结构，只有外立面靠着里面的山脊建造。有些地段直接借用天然岩体。从施工顺序来看，东西墙所在的山脊地势北高南低，所以墙的整体施工顺序应是从坡下到坡顶；北墙所在的山脊中间低，东西两端高，所以应该是南墙从中间向两端修建。南墙位于三座山脊夹着的两个山谷的南端。为了封住两谷，应分东、西两部分修建。每个部分都是从中间到两端建造的。。从建筑技艺上看，主要采用拱心石、梭形石来配合技术。梯形石主要用在墙体的外立面上。梭形石材主要用于靠近外立面的地方。内立面也使用了梯形石。但比例较低；墙心内纺锤形石料所占比例不高，多由块石和不规则形石料组成，间隙内填有砾石。

图1：巴朝山城遥感测绘

图2 二巴王朝山城东城墙第五段立面部分

动用载人直升机对八朝王朝山城所在区域约16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航空遥感测绘。可以看到，巴超皇朝山城所在区域是整个区域的最高点，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浑江和新开河谷。三面有山脊，一侧有山谷，为建筑提供了自然的地形条件。根据测绘成果，我们对连接南北门的道路进行了勘察。南门外沿山谷直通新开河谷。门外发现一条“Z”字形道路连接石场沟。沟口西临浑江，有高句丽时期遗址。

在开展城墙本身普查的同时，2017年至2019年开展了以巴朝山城为核心的260平方公里的区域系统普查。普查范围内新发现遗址62处，其中总体看来，它们属于高句丽时期。在第27号点，还有一定数量的疑似高句丽时期的遗址；对17座墓葬进行了检查，对墓葬的数量、类型和分布进行了调查、测绘和记录。巴朝山城外大量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以往高句丽发现山城和墓葬较多而遗址较少的空白。这也表明，高句丽时期山城周边的人类活动遗址在同一时期分布广泛（图3）。

遗址点总体呈以巴朝山城为核心的向心分布。距离城址较近的区域分布密度较高，而距离城址较远的区域遗迹点分布相对稀疏。区域内遗迹点的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它应该是巴朝山城为核心的行政区划和区域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缩影。可以大致确认，巴朝山城地区是以集安城为中心，独立于高句丽都城的地理和行政单位。初步判断，遗址和墓地分布在一座山城周围。巴朝山城并不像过去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高句丽前期和中期王都交通道路上具有防御功能的军事要塞。区域行政中心应当具有行政组织职能。

三八王朝山城外高句丽时期遗址及墓葬分布图

2019年至2021年，对新发现的巴朝山城外遗址6处进行小规模试掘，对宝马村北遗址、北头东南遗址2处高句丽时期遗址进行连续三年主动发掘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1775平方米。宝马村北遗址位于巴代山城东侧，宝马川河所在的山谷中。三年发掘总面积1025平方米。发现了青铜时代、高句丽、金代和晚清时期的遗迹，其中以高句丽时期的遗迹最为丰富。 2019年，清理高句丽时代房屋遗址1处、灰坑34个、柱坑7个； 2020年，清理高句丽时代建筑平台1处、围墙1处、宅基地3处、灰坑26个、灰沟4条、柱坑110个；出土高句丽时期各类小器物500余件。可识别的陶器类型包括罐、盆、甑和纺车；瓷器包括盘子；铁器包括箭头、盔甲、刀、锯钉和鱼钩。，还有铜钱、石锄头等；宝马村北遗址的高句丽时代遗存与巴朝山城的年代大致相同，是城址周边高句丽时期的民居（图4）。

图4：宝马村北遗址高句丽房屋遗址

北头东南遗址位于巴朝山城西南侧，浑江东岸。新开河在浑江口北侧汇入。 3年累计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发现高句丽、渤海时期遗存。 2019年，清理高句丽时代灰坑25处、灰沟3条、灶场1处； 2020年，清理高句丽时代宅基地6处（其中联排房屋1处）、柱坑78个、灶台2个。、灰坑117个、灰沟10条、石墙3处；出土高句丽时期各类文物500余件，其中有壶、壶、杯、甑、纺车、网坠、饼等陶器和箭头等铁器。现场还出土了铁带扣、铜钱等铜器以及大量炼铁活动遗留下来的炉渣和炉排（图5）。北投东南遗址发现高句丽时代的梯田建筑，并出土大量炉渣和炉排，是高句丽时期炼铁活动的证据，表明该遗址是与高句丽时期炼铁活动有关的遗址。巴朝时期山城郊外。结算（图6）。

图5：北投东南遗址F3出土炉渣、炉排及铜钱

图6 2020年北投东南遗址发掘区域航拍照片

王伯岭关、关马山城、大川检查站区域系统调查

王伯岭关位于高句丽中期王都北侧的新开河流域，以丸都山城、光国堡为代表。位于万都山城和巴朝山城之间。从丸都山城出发，翻越半岔岭。是新开河流域至浑江交通线上的重要关口。 2018年，完成王伯岭关主体调查及周边120平方公里区域系统调查。王伯岭关横跨新开河谷，只有石墙。西侧部分被三家子水库淹没，可识别长度约666米。周边地区新发现高句丽时代遗址8处，重新考察高句丽古墓5处（图7）。

图7 望婆岭关外高句丽时期遗址及墓葬分布图

关马山城和大川关位于高句丽中期王都北侧的维沙河流域。是丸都山城向北穿越乐陵、沿围沙河谷通向浑江水道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 2020年，完成关马山城、大川检查站主体调查及周边约300平方公里区域系统调查。关马山城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关隘，由南北两道城墙组成，隔绝了围沙河谷。此次调查证实，所谓“东墙”并非城墙，应与修筑南北两道关马城墙的采石活动有关。有关的。大川检查站应该是附属于关马山城的一个哨所（图8）。周边地区仅新发现高句丽时代遗址5处，重新考察高句丽墓葬11处。

图8大川检查站航拍图

以高句丽中期王都为起点，向北翻越老岭山脉，通往浑江流域的交通要道有3条。一是西侧的新开河谷，二是中部的围沙河谷，三是东侧的大罗泉河谷。王伯岭关和关马山寨分别位于新开河谷和围沙河谷。三关与大罗泉河谷的石虎关共同构成了高句丽中期王都北方交通线的防御体系。它也是大都市区的北部边界。

结论

对吉林省高句丽城址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是近年来我国高句丽考古工作采用新的研究理念和工作方法，运用多种科技手段，结合多学科交叉的有益尝试。方法。巴朝山城外多处高句丽遗址和墓葬的发现，表明高句丽时期山城周边人类活动遗址分布广泛。之前的工作没有找到任何内容。一方面，高句丽遗存相对薄弱；因为工作开展得不够细致。山城周围发现的遗址大多遗迹薄弱，遗物很少。这与巴朝山城的密集分布和大量发现的高句丽时期民居和遗迹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城与周边聚落的关系。等级关系体现了山城的区域核心地位。

巴朝山城周边地区发现的遗址，总体呈以城址为核心的向心分布。尤其是以山城为中心的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新发现的遗迹基本都位于这个范围之内。在该地区的外围，遗产地变得明显稀少。这种现象是否与区域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有某种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与巴朝山城周边遗址现状截然不同的是，王伯岭关、关马山城、大川关外的遗址数量很少，沿河谷呈线状分布。遗址的数量和分布与巴朝山城外的遗址相似。存在着明显的反差，这种差异应该与城市遗址性质和社会功能的差异有关。

作者单位：王志刚，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刘晓曦，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晓明、孙立斌、张兴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玉斌通榆县文化管理办公室；陈明焕白城市博物馆

编辑| 张晓珠实习编辑| 刘鲁新

评论 | 郭晓蓉

最终审查| 李政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第 6 页，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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