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白评《明朝中国及其盟友》｜欧亚世界的明朝

胡小白，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David M.，《明朝中国及其：统治》，出版社，2020

公元1367年秋，朱元璋灭张士诚、投降方国桢后，逐渐将战略重心北移，意图恢复中原。 大军出发时，他颁发了张以侠所书的《奉天北伐征元志》。 朱元璋在肯定自己命运的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八字口号“驱逐夷狄，恢复中华”。 后世历史学家常以此为论据，将元明革命定为国民革命。 到了清末民初，这个口号及其象征内涵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例如，孙中山将其变成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推动汉室复辟。 甚至清帝退位时参观明孝陵时他也兴奋不已。 地叹道：“哎哟！不是我太祖天之灵，怎么会这样呢？” （《参观明太祖陵》）

问题是，明朝光复中国的时候，真的驱逐了葫芦吗？ 钱穆很早就观察到袁世凯诉求内在逻辑的张力，并指出他的语气“优雅而委婉，这种诉求的例子很少”（钱穆：《中国历史文集》）学术思想”，第6卷，第99-100页）。 当代历史学家齐文英的研究也指出，明朝初期，出于现实需要，朝廷实际上用各种方式淡化与元朝移民的对立。 与前朝相比，明代汉族与北方民族的“混居状况”只是加深，并没有减弱。 （齐文英：《明代侍卫眷属研究——以辽东、京畿地区侍卫官员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也就是说，政治口号并不能充分反映从历史现实来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局面。 双方具体互动过程值得放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中认真审视和考察。

卢大卫的新作（Ming China and its: Rule in，暂定中文译名是《Ming China and its : Royal Rule in 》，以下简称《盟友》）就是讨论明朝和北方民族的动态交互新力作。 作为近年来在美国明史学界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历史学家，陆大维沿着“元帝国的遗产如何影响明朝政治结构”的思路完成了一系列著作。明代。” 其著作《神武君容耀天威》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考察明代“武学”活动，现已翻译引进国内市场，并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军教授的精彩点评。大学。 此书之后，陆大伟于2019年底和2020年初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两部新作，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另一种尚武、外向、多变的明朝”的最新探索。冯丽君的话）认为。 本文主要回顾《盟友》。 至于另一部新作《In the of the Ming China and》（暂定中文译名为《蒙古帝国的影子：明中国与欧亚大陆》），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蒙古人与明朝的王权

在共同的历史叙述中，明朝和蒙古草原政权通常被描绘成对手。 双方互不相让，经常发生冲突。 明朝时期，明朝皇帝始终将蒙古视为严重威胁。 他们或武、或利、或攻、或守，用各种手段稳定了帝国的北疆。 即便是和平时代的朝贡互动，在阿难陀汗等草原领袖眼中，也无非是汉人臣服王位、接受蒙古超级大国地位的象征。 ”（朱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在这样的表述背景下，很少有人讨论蒙古政权对于明代王权巩固的积极意义。

陆大为的新书就是从这个维度来论述的。 《同盟国》聚焦于太祖之后的几位皇帝，他们统治着一世纪和十五世纪中叶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最大的商业中心、最多的常备军和最强大的经济（第4页）。 他们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鲁大维看来，与当时欧亚大陆最耀眼的贵族群体——成吉思汗的后裔和支持者密切相关。 《同盟者》分析了十五世纪前六十年明朝皇权统治的建构与实践，特别关注“远方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笔者认为，与蒙古贵族的交往是明朝皇帝在欧亚大陆东部塑造身份、确立统治风格、获取支持、组织地缘政治联盟的重要一步。 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军事、贸易、外交或文化互动的角度来探讨明蒙关系，而本书则另辟蹊径，聚焦于“王权”概念来考察皇帝和君主政体的特征如何在明蒙关系中发挥作用。明代表现在与草原领袖的交往过程中。 之间。 以此，笔者希望纠正以往研究中流传的三类失焦的说法，即：（1）明代的中国总体上呈现出内向型的增长趋势，这与明代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向型的西方世界； （2）尽管对外交流有限，学者们大多关注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人口交流，而对皇帝和王权本身的叙述却缺失； （三）清朝王权外向性、多元性、扩张性的特点 相比之下，明朝皇帝的统治手段就显得狭隘和僵化（第5-6页）。 通过聚焦一世纪至十五世纪中叶明廷与内亚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联盟与背叛、心腹与阴谋，陆大维质疑明朝皇帝为何以及如何与广阔的欧亚世界保持联系。 从而启发学者们对明朝王权有更详细的认识。

不一样的皇帝

与他的父亲相比，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棣在史学界恐怕更受关注。 说他是明朝研究得最透彻的皇帝也不为过。 《盟友》能否让读者对朱棣有不一样的认识？ 如果说王洪泰的研究表明朱棣努力用儒家思想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为自己塑造一个民事统治中的“圣王”形象（王洪泰：《圣王之道：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 《明文帝的文化政治》，《台大史学》第57期（2016），第117-181页），那么鲁大为笔下的朱棣是一个喝肉、骑马驰骋的草原霸主，用弓狩猎，与蒙古部下并肩作战。 本书第一、二章对大量的法令、外交文件和诗词进行文本分析，考察朱棣如何构建和强调继承蒙元政治遗产，以合法化明朝的权威、控制。并控制北方土地。 征服。 笔者认为，朱棣对洪武时期蒙古的地理、人事、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事务十分熟悉，这对他日后统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 朱棣充满“内亚因素”的统治特色也得到了蒙古人的肯定，以至于燕王的称号早已存在于蒙古人的历史记忆中。 蒙古史书《金史纲要》甚至直接判定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 鲁大维通过分析朱棣与北元大汗归力赤、本牙十力的通信往来，认为朱棣充分掌握了北元政局动荡的相关信息，并在当政时不断介入纠纷。草原上的实权派为了争夺可汗的王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以求掌控局势。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更加合法的北方领主。 元朝灭亡、明朝崛起等诏书中反复强调的合法性，充分体现了皇帝在蒙元政权面前并不认为舜帝北归是正当的。欧亚世界东部。 性破裂的焦虑。 也就是说，在与北方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朱棣迫切需要不断地向部下和外部邻国展现权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次北伐就成为了皇帝合法性的最好体现。 在连续十几年的北伐过程中，朱棣不仅运筹帷幄、亲临阵阵，而且在军事行动被动的情况下，还需要不断拉拢朝鲜君主、女真酋长、瓦剌酋长甚至中亚可汗。 ，强调战争的合法性。 以及皇帝必胜的决心，以避免政治军事联盟的破裂。 当朱棣取得军事胜利后，他积极在荒漠草原上刻下自己的帝国印记，通过修改地名、授功石、批判甚至毁坏元前文物等方式，试图将自己的武术植入北方历史。 在记忆中。

北伐期间，朱棣频繁地与草原首领进行宴会、狩猎、阅兵甚至生死，展现了十足的尚武气场。 面对这样的情况，朝鲜的汉文士有何反应？ 他们如何理解和描述皇帝和他的“北虏”部下吃肉、喝血、表现勇敢的场景？ 卢大维考查了杨蓉的《慈星河旧城宴送彝人》等诗，可见汉朝官员如何像华夷氏一样赞扬皇帝的丰功伟绩。 同时他还发现，汉族官员除了称赞皇帝的武功之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了对皇帝与蒙古人交往密切的不满。 例如，作者在分析胡光的诗歌时指出，诗人在创作大量诗歌记录自己功绩的同时，也借古讽今。 他一方面批评汉朝进攻匈奴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肯定了韩安国对汉武帝的谏言。 采取停止军事行动和与人民劳动的措施。 可以说，明初文官们为成祖亲征大漠量身定制了一套论据，以肯定其合法性，但并不完全认同皇帝接受和享受蒙元遗产。 如果谭尚堪在其《永乐皇帝——华夷令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中将永乐北伐视为他“近乎疯狂的痴迷，想要成为华人世界的皇帝”依然是传统讨论的延续，接下来吕大为对永乐皇帝身上隐藏的“燕王习惯”进行了不同的展示。

不同的蒙古人

关于明朝内迁中原和蒙古归降，中、日、英学术界几十年来产生了并行且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者中，老一辈学者如萩原淳平、川内义弘、川越康弘等，从宏观到微观，从《史记》明代》至《武官选录》。 在20世纪30年代张鸿祥先生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上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兴起了宝日继根、王雄、狄复生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成果。 齐文英的相关研究体现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视角转变。 在英国学术界，亨利·科尔最早关注相关问题是在20世纪中叶。 近年来，陆大维发表文章，或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明代历史书写中的蒙古人形象，或从参与宫廷政变的蒙古人的事迹，探讨民族紧张与政治问题。 (David M., “of under the Ming ”, Late China, Vol. 25, No. 1, (2004), pp. 59-123;“, Force and in Ming China: and the the Coup of 1461”，第 59 卷，第 1 期（1999 年），第 79-123 页。），这两个方面都在“盟友”的相关章节中介绍。

汉族朝臣的著作中淡化了朱棣对草原的痴迷，蒙古人在明初宫廷中的作用也是如此。 《盟友》第三章描绘了一群忠臣的肖像，刺激读者重新体验明朝中前期宫廷文化和王朝特征中的内亚感。 朱棣第四次北伐时，东蒙古诸侯也先向明军投降，并被赐号金忠，封忠勇王。 他在太宗、玄宗时代的北伐中立下赫赫战功，被玄宗称赞为左膀右臂。 他被称为“陛下，我是金色的太阳”。 金忠的侄子一起投降了太太，并得到了中文名字蒋心。 当正统皇帝图木被俘虏时，太太陪着他，后来又把他赶了回来。 两代高官为明朝廷服务的尽心尽力，与刘定之的《赋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没有选择性地大量提及蒙古人死于内战的记述。 除了在明朝任职的高官之外，蒙古女性也是明朝宫廷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明初归来的大夫吴运成，在凉州务农牧业。 他的三个女儿入宫为唐太宗的妃子，他的孙女入宫为玄宗的妃子。 朱祁镇的孙子杨熙也娶了大夫怀柔薄世举的女儿。 可以说，投降蒙古人不仅与明朝皇帝并肩作战、同甘共苦，而且还与皇室成员有着广泛的联姻关系。

为了表示对属官的重视和信任，朱棣不仅指派高级大臣杨荣和将军陈茂负责具体的接待和安置工作，而且“将面前的山珍海味全部赐给金钟玉”。皇上”在宫宴上。 骑马时，金钟对他特别照顾，赐予他爵位、官职、土地、房产等。从立仁、宣朝到景泰、天顺，大多数达官贵人继续保留着特殊的政治、经济权利。特权。 传统叙事多将这种非凡待遇视为明廷对蒙古族群的奖赏甚至贿赂。 吕大为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明朝王权的一个关键部分，即通过皇帝与内亚非汉族群体的交往。 互动巩固统治的合法性，通过高官的依附和认可来确认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作者引用了杨蓉为吴运成所写的神道碑中“边远之人能知天命”的说法（第95-96页），试图表明明朝的皇帝不仅仅是皇帝汉朝的皇帝，也是欧亚大陆东部的皇帝。 政治权力的共同拥有者。

在讨论了高官地位突然上升的过程和原因后，鲁大维还解释了天顺朝以后侍奉明廷的蒙古人逐渐淡出历史记录的现象。 笔者认为，随着归顺蒙古人的人数日益减少，特别是随着早期归顺蒙古人的高官逐渐将政治舞台从边疆移至首都，他们作为“中间人”的价值也褪色了。 十五世纪中叶，特别是南北战争后，公务员的崛起逐渐接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 明初广泛活跃于帝国军事政治领域的蒙古人逐渐从历史记忆中消失。 到了明朝末年，蒙古人与明廷的交往甚至如黄景芳《国史惟语》中所描述的那样：“有时降降太子有功，赏赐不计”。 ，只是为了启迪中国的浩瀚大气。” 它被简单地驳回了。 化学加工。

另一种“土木工程变革”

作为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土木之变”的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无需赘述，前人的研究已颇有成果。 但在《盟友》中，卢大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来理解这一事件。 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土木之变”为中心，通过考察1449年左右欧亚大陆东部的地缘政治互动，并考察明朝、瓦拉、鞑靼/东蒙古、女真和朝鲜如何共享蒙古。 时代的政治遗产。 笔者认为，这些政权对政治合法性、外交礼仪、地缘联盟等意识形态以及现实政治的规范和实践有着相同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在将“民事事件”置于跨区域地缘政治框架进行审视之前，吕大伟首先讨论了事件中明军的伤亡人数。 笔者将《符台录》、《国却录》、《明实录》等原始文献与中、日、英学术界的二次研究相比较，发现各种有关数字的记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军伤亡情况。 在笔者看来，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警惕文士和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书写，因为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夸张的叙述和替罪羊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的讨论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参观北京知化寺的经历。 智化寺始建于正统八年，按唐宋“嘉兰启堂”之规。 初为王振嘉寺，后奉圣旨命名为报恩智化寺。 英宗北归后，在寺内建精忠殿，并塑像祀君。 寺内至今仍保存有《英宗祭王震诏碑》。 碑文感人至深，表现了主仆之间深厚的爱情。 这似乎与传统的叙述相反，传统的叙述认为王振是一个奸诈恶人，劫持了应家来征服国家，以取得微薄的成就。 颠覆了今天人们的历史想象。 如此看来，笔者赞同陆大伟的主张，即许多与土木工程变更有关的叙事应谨慎对待。

陆大伟认为，内战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后蒙古时代欧亚东部多个政权争夺地缘政治权力的竞争。 鲁大维在描述了瓦剌的崛起之后，特别关注了也显和脱脱不化为拉拢哈密、女真部落和朝鲜等多个政权所做的努力。 这里值得称赞的是作者运用史料的方式。 一方面，《同盟国》引用了大量域外史料，特别是朝鲜的《李朝实录》来讨论大荒的外交策略。 笔者分析了《礼记》中所载的大量外交文书、使节派遣方式等细节，极大地弥补了明代史料的肤浅和不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笔者以《礼记》中对也县“天成”可汗的记载来探讨明代史记中对“天盛”可汗的描述。 另一方面，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书籍中解读非中国的视角。 他们除了剥去中国史料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外，还注重细节，将明朝的零碎记载与《李朝实录》、《拉希德史》等外国文献进行对比，还原真实的故事。 《盟友》第四章重点讲述了叶显如何通过联姻、外交斡旋、军事恐吓等一系列手段向欧亚大陆东西方扩张，从而树立了后蒙古时代草原霸主的形象。时代。

掖县的崛起提醒明廷，要维持其欧亚大陆领袖地位，就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行动。 《同盟者》第五章将目光转向哈密、关西七卫、乌良哈三卫等几个小政治集团，关注明朝与瓦拉之间为争取跨地区支持而做出的努力和碰撞。 双方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高度依赖政治联姻。 无论是头衔、宴会、礼品交换还是贸易特权，其实都是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普遍流行的政治智慧。 由此，作者着力展现明代皇室统治的内亚维度。 本章第二部分提出了“通约性”的概念，以细化当时欧亚大陆东部所共有的政治语汇和外交规范。 笔者认为，从东部的高丽、女真，到西部的哈密、察合台汗国，源自共同历史经验的政治规范塑造了王权的形态。 十五世纪上半叶，明朝主持的地缘政治和草原政体竞争进一步激发和巩固了这种政治文化的通约性。 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经济、贸易、技术的跨区域交流与融合。 尽管蒙古帝国在14世纪中后期逐渐解体，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继续影响着欧亚大陆东部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格局。

视角转变和范式转变

关于《盟友》这本书，中英文学术界均未发表书评。 作者不做任何假设，对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 《同盟者》一书是卢大为对“另一个明朝”的形态和性质的最新思考。 作者贯穿全书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追问“明初皇帝与内亚领导人的互动中体现了明朝王权的哪些特点”。 在笔者看来，尽管书中对一些史料的考证有过度解读的嫌疑，并且叙述在天顺朝戛然而止，而对于第二部依然焦灼的明蒙冲突也没有充分的解释。十五世纪上半叶，《盟友》一书在改变视角、挑战传统范式方面的价值仍然值得肯定。 近年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写作尝试，展现明代中国不那么受关注的方面。 这甚至可以理解为美国明史学者对“新清史”著作中对明朝扁平化处理的反弹。 大多数“新清史”著作倾向于将明朝视为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政治体系，甚至拒绝用包含多样性的“帝国”一词来指称明朝中国。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所谓的内亚。 明清两代没有质的区别，只是表现方式或程度不同。 钟翰在《浅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一文中，提出了“新清史”学者所描述的清帝国的“内亚性”的三个特征。 所谓“共有制”的政治象征、多语言文献的出现、灵活变通的宗教政策，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有了。 以明初汉藏交往为例。 由于对藏传佛教的礼遇，太祖、成祖等明初皇帝在藏族世界观中分别被描述为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转世。 这正符合所谓“共主”的特点，即皇帝在面对不同民族的统治下的人民时，表现出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至于“组合”，即汉语与非汉语的多语言对比，体现出所谓“同步性”的文本特征（）可以在《大宝剑普渡大寨长卷》中体现出来。永乐宫。 长卷用汉文、藏文、波斯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描述了噶举派瑰宝在中国所演绎的宗教奇迹。 堪称“组合”文学的典范。 与此同时，明初皇帝支持藏传佛教僧侣的传教活动，资助他们翻译印经，赋予佛教寺院治理边疆社会的权力，实行灵活的宗教政策。 在这个层面上，明朝皇帝的统治模式和风格与“新清史”学者所描述的清朝王权的“内亚性”并无不同。 因此，笔者赞同吕大为所主张的，即将明代政治文化置于更广阔的欧亚政治文化语境中去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理解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